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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学德:谁说基督教与中华文化不能相融?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8-07 07:49  来源:香柏领导力  作者:范学德  浏览次数:56
内容摘要:无论中华民族离开上帝有多么遥远,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华大地,从远古到如今都是如此。中华民族与古老的犹太民族一样,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像一棵大树上的不同分支,各具特色但又终归一源。

“编者按”

无论中华民族离开上帝有多么遥远,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华大地,从远古到如今都是如此。中华民族与古老的犹太民族一样,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像一棵大树上的不同分支,各具特色但又终归一源。

只是中国人没有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没有特殊启示所引发的教育成果。我们再来看求仁与救赎,知行合一与天人合一,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比对,却都蕴含在整个人类的自然启示中。作者言道:我看见了中国古圣贤一直渴望亲眼看见,而至终也没见到的“德性之天”,祂就是上帝之子——拿撒勒人耶稣。

1妨碍人实现其善的可能性的,首先起于人内在具有的心性之恶。

通过阅读圣经和一些神学论著,使我开始能以新的视野观察分析中华文化。我敢于正视孟子的性善论了。孟子论人性之善主要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立论的。他在《孟子》一书中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人心皆有这“四端”,如果人能够扩充它,可以保四海,不能扩充它,连对父母也不能尽孝。

问题是“不忍人之心”并不像人有身体一样一目了然。人的身体,到了一定的阶段,自然而然地发育成熟;但“四端”的实现,则有待于人主动地、有意识地扩大它,充实它,使之变为现实。所以,“四端”只是为善的可能性,而不是为善的必然性,现实性;只是成为仁人的可能性,而不是成为仁人的必然性,现实性。“四端”只能说明人性之谓人性,应当而且必然要表现为善性,并且唯有这个善性才使人与动物相区别。进一步说,人通过教育,是有可能成长为良善的。但它不能证明人性本来就是良善的。

孟子性善论的这个根本矛盾——以人性可能为善,来论证人性本来就是善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注7)但我不想正视它。我忧虑,若人性本身没有善的基础,那么,人就连“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离娄)也谈不上了。

在《圣经》中,我发现了解决孟子思想矛盾的亮光。《创世记》第一章说,上帝看着他自己每一个阶段的创造都是好的,但直到上帝完成了照着他的形像造人之后,他才“看着一切所造的都非常好”。这个“非常好”,就是善,并且是本真状态中的善。由此可见,无论从逻辑的起点(人之为人就在于上帝把他的形象赐给了人),还是历史的起点(第一个人的产生),“人之初,性本善”。

但是,在《创世记》第三章,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人类的始祖背弃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圣约,偷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禁果。于是,上帝创造人时所赐给人的上帝的形像被人损坏了,人由完美的人,变成了不完美的人;由顺从的人,变成了叛逆的人。罪进入了人的生命,人的本善之性被罪严重地污染了。(注8)

从此,人心就变得极其黑暗。他有耳,但听不见上帝的呼声;有心,但不明白上帝向他显明的事情。虽然如此,但上帝的话毕竟是人可以听到的。对上帝应有的知识,人可以清楚地领悟。我认为,这就是上帝置放在人心中的善端,它使人与动物相区别,并使人能回心转意,回应上帝的召唤,归向上帝,相信上帝。在耶稣基督中,使自己的生命逐渐地恢复上帝创造人时,所赐给人的上帝的形像。

由此我明白了,妨碍人实现其善的可能性的,首先起于人内在具有的心性之恶。这恶不仅是指人作了什么错事,更是指人的存在其本身即是一个有缺陷的存在;并且,是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中存在。我进而发现,在中华文化中,也有与“人皆有罪”相类似的观念,即人皆有“过”。这不仅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指圣人亦有过。区别只在于:圣人有过,“过则改之”;小人有过,“过则顺之”。(《孟子》·公孙丑)

什么是“过”?“过”相对于“中”而言,是对“中”的偏离。“中”是作人行事的标准,达不到“中”,是“不及”;超过了“中”,是“过”。二者性质相同,“过犹不及”(《论语》·先进),都是“不中”,偏离了正道。

在这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到处都鼓吹一切皆依不同的民族、文化、时代为转移。中华先贤所高扬的不偏、不倚、不变的中道,还有容身之地吗?

圣经使我相信:有上帝在,才能有绝对的标准,才能有中道。上帝为人立下了万古不变的律法,它就是恒古不移不变的“中”,偏离了这律法,就是“过”,达不到这标准,就是“不及”。没有人能守全律法,所以,人总是在“过”与“不及”之间晃来晃去。

2人由循仁心而行的是求仁,成为仁人志士;由皈依基督而得的是救赎,成为上帝的儿女。

当我反覆思考基督的福音时,我抛弃了自己以前把神救与自救简单地对立起来的谬误,走出了“为仁由己”的迷宫。我把神救与自救首先放在历史中思考,而不是抽象地来考查。我问自己,当上帝没有向中国人直接地展现他自己时,当耶稣“跟随我”的呼唤在神州大地还没有响起时,人应当依何而行?他们除了听良心(“仁心”,“良知”)的指导,还能听什么呢?人由仁心而行,岂不是理之所至,势之必然!

我更认识到,是上帝把仁心置入了人心。(注9)上帝既然这样作,必有他的美意。我以为,这美意就是:上帝要人们在没有接触到福音时,生活能有所遵循;听到福音时,心灵能有所回应。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神救与自救谈的完全是不同的问题。人由循仁心而行的是求仁,成为仁人志士;而由皈依基督所得到的是救赎,成为上帝的儿女。为仁与得救,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境界。(注10)为仁不涵括救赎但仍需救赎,而救赎则包涵为仁于自身并要求生命圣洁。为仁出于人的努力,救赎源自天父的恩典。

其实,成仁也不是孔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成仁之上,更有“成圣”。成圣的标准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成仁已经是难乎其难了,连颜回也不过是“其心三月不违仁”而已。而成圣,那简直就难于上青天了。孔子终生无法成圣。连孔子最推崇的尧舜,距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亦有相当距离(《论语》·雍也)。所以,为仁由己可以说是人的美好愿望,但它所悬的目标太高了,人缺乏能力和机会实现它。

我更认识到,我放弃自己而让基督在我生命中作主,完全地信任他依靠他,这绝不是要我什么也不作,一切由基督自己亲自来作。而是要我一切依基督的意旨去作,通过我的工作,完成基督要我作的工。

既然上帝在天地间创造了独一的我,没有一个人与我相同。那么,在这赐给我的独特生命中,必蕴有上帝的特殊旨意。所以,我唯有依靠耶稣并把祂赐给我的一切,发挥到最大限度,才能实现上帝在我这独特的生命中的独特意旨。我想:这,就是上帝要我与祂同行的目的所在。

 

原文标题:范学德:谁说基督教与中华文化不能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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