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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温州方言译本源流考略(上)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5-11 01:12  作者:陈丰盛  浏览次数:260
内容摘要:温州方言圣经的问世是传教士心血的结晶。它促进了基督信仰的传布和基督教教徒对信仰的了解和认识。时光流逝,这段历史虽然似乎被淡忘,但它却为当代温州基督教打下了基础。本文旨在通过对温州方言圣经的历史做一简要回顾,使读者对此宝贵史迹有初步认识。

圣经翻译在基督信仰传布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传教士们脚踪所到之地,当地语言的圣经译本也相继出现,带领基督教信仰在那里扎根和结果。追溯中国教会历史就可清楚看到传教士译圣经对福音传布影响极大。从唐朝景教、元朝的孟德高维诺和也里可温,以及明末清初的天主教,直到近代基督新教入华,每一时期的教会和入华的传教者都将圣经翻译列为福音传布的重要工程。基督新教中,马礼逊与米怜,一开始就将圣经翻译作为重要任务,此后从文理译本(High Wen Li Version)、浅文理译本(Easy Wen Li Version,Sample Wenli Version)、官话译本(Mandarin Version),再到方言译本(Colloquial Version)[1],每一版本圣经都倾注了传教士们的心血。

温州方言圣经的问世是传教士心血的结晶。它促进了基督信仰的传布和基督教教徒对信仰的了解和认识。时光流逝,这段历史虽然似乎被淡忘,但它却为当代温州基督教打下了基础。本文旨在通过对温州方言圣经的历史做一简要回顾,使读者对此宝贵史迹有初步认识。

一、温州方言圣经的翻译者苏慧廉简介

温州方言圣经由英国偕我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2]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牧师最早翻译。苏慧廉牧师出生在英国约克郡哈利法克城(Halifax, Yorkshire)。1882年冬来温州传教,直到1907年离温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为止,在温州传教历时25年之久。在大约四分之一世纪里,苏氏对温州的宗教、文化、医疗等领域都有颇深的影响。

苏慧廉牧师是一位布道家,据温州偕我会1905年报告,苏氏任温州教区长期间,共建立150间教会,受餐信徒2144人,慕道友5711人。[3],并建造以城西堂为代表的五间著名西式教堂。为促进医疗布道,苏氏将西方医术引介到中国,在不断努力下,于1897年建成“定理医院”,[4]1906年正式将定理医院改建为“白累德医院”。他是一位教育家,分别在1887年创立艺文小学,1897年开办艺文中学,为教会和社会培养一批批有用的人才[5]。在语言学方面,苏氏是一位翻译家。苏氏深知传教事业的成功与圣经翻译有密切关系,为使温州普罗大众都能阅读圣经,1893年回英国度假期间完成以罗马拼音翻译的四福音与使徒行传,定名为“CHAÒ-CHÏ YI-SÛ CHI-TUH SANG IAH SÌNG SHÏ:Sy FUH-IANG TÀ Sy-DU E-DJÜE”(温州方言,即“救主耶稣基督新约圣书:四福音带使徒行传”),并于1894年由大英圣书公会出版发行。取得重大成效之后,又在1903年翻译了全部新约圣经,并由大英海外圣经公会出版。苏氏除热衷于传教使命之外,还涉足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堪称为汉学专家[6]他于1907年受聘为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1920年至1935年任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其间曾于1926年至1927年被英国政府派为英中庚款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早在温州传教期间(1906),苏氏就已将《论语》译为英文,名为《论语:孔子与其弟子及其他人的谈话》(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于1910年在日本横滨出版[7]。他编撰了《中国佛教术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一书,在伦敦出版。苏氏还是一位作家,除以上重要作品外,苏氏特意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自传写了专著,名为《A Mission in China》,还为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专门写了传记[8]。

二、翻译温州方言圣经的动因

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困难之一就是语言。当传教士们来到方言语种繁多的江南地带时,语言的障碍就犹为明显。苏慧廉和他的先驱们(包括偕我会的李华庆牧师和内地会的曹雅直牧师)来到温州之初,就需要开始学习语言。苏慧廉在刚来温州半年之后,就显出自己语言方面的特长。在1883年6月,他找到一篇用宁波方言写成的讲章,自己在词句上的删减和改写,就在一天晚上向三十多位基督徒讲道。讲完之后,他问大家是否听懂,他们都笑着回答:“oh tung-djah ba”(温州方言:都懂了)。[9]

苏慧廉学会用温州方言讲道之后,下一目标就是翻译方言圣经。什么原因使他盟发这一奇想并付诸实践的呢?其初衷就是为福音的传布。苏慧廉说:“传教士可以没有许多应得的东西,但他绝不可以没有一部为他的人民的语言而翻译、记载着主基督生命和教训的作品。不然,他的传道只有表面效果,永不能持久。”[10]为使自己传道的工作达到永久的效果,他几乎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他将自己翻译温州方言圣经与英国威克里夫和丁道尔相比较,说:“自从我开始力图为两百万温州人民像以前威克里夫和丁道尔为四百万英国人那样(翻译圣经)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11]

虽然当时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中文圣经译本问世,如文理译本、浅文理译本,但这些译本只是那些文人学士才能看懂。就连官话译本,也只是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读懂的。对于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温州大众来说,他们交流的唯一方式就是温州方言。苏慧廉陈述自己用温州方言翻译圣经的初衷时,列举了几个常见的普通话与温州方言作对比。例如许多常用字:官话的“他们”温州话的字面读法是“ta-mang”,方言是“gi-da-ko”(直白译为:渠大家);“那里”字面读法是“na-li”,方言是“boa-ta”(直白:旁单)或“nya-uh-doa”(直白:狃宕);“什么”的字面读法是“zang-mo”,方言则是“ga-nyie”(直白:何乜);“怎么”字面为“tsang-mo”,方言是“tsz-na”(直白:訾那);“不”字面为“pai”,方言是“fu”(直白:否);“没有”字面是“mo-yao”,方言则是“n-nao”(冇)。再例如句子“那个东西拿来”,书面读法是:“na-ko tung-si na-lai”,温州人则说成“he-kai mu-z tso-li”(直白:许个物事捉来)。当时中国教会官话圣经已是最为流通的汉文,毕竟与温州方言有很大不同,如苏氏所说:“官话本是人们能得到的唯一本子,牧师在上朗读,除了那些有圣经的人以外,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算是读得声如洪钟或锵锵然如铜钹,还是不得其义的。”[12]

三、温州方言圣经翻译的历程

确定福音传布的需要,温州方言圣经的翻译是势在必行。苏氏就要选择用什么文字翻译方言圣经。在苏氏之前,已经有许多其他方言圣经翻译成功[13]。传教士们一般会采用两种翻译方法,即汉字翻译和罗马字拼音。苏慧廉最初也曾打算用汉字翻译,他说:“最初我尝试将四福音翻译为方言时的打算是宁愿就地取材,而不愿介绍一个纯属外国的拉丁化系统。但经过一次次失败之后,我便意识到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许多方言土语没有文字,结果每页近四分之一的篇幅需要自己创造新字,或转借方言别字的专门发音或意义。”[14]贾立言牧师在其<中文圣经译本小史>中说:“用罗马拼音可有两项原因:第一,有些方言,有音无字,所以不能写出,这样《圣经》的翻译就显得极其困难,甚至绝不可能。其次,即使有字体可以写出,人民识字的能力也很低薄,所以有许多人以为若用罗马拼音,那么在数星期之内即可习得,单是这个优点已足使许多人决意采用这个方法了。”[15]苏氏也为自己选用罗马字拼音的理由作了说明:“教育一个本地人,尤其是本地小孩子读写罗马字系统,比复杂麻烦的方块字更为容易。……事实证明这个系统(罗马字拼音)简单易行,一个男孩或女孩需要几年才能读写的文字在几个月内即可学会。许多青年需要大量阅读课本的,只要一个星期学习了初级(罗马字拼音)课本后,回到牧师那里,就能啃出他的新约圣经了。”[16]

苏慧廉在确定用罗马字拼音翻译方言圣经的方针之后,就将此计划分为两个步骤。在正式翻译圣经之前,他先编纂了一本罗马拼音的入门书和一本赞美诗集。显然,苏慧廉的第一个步骤不但行得通而且很奏效,在其妻子苏路熙(Lucy Soothill)论述中曾提到:苏慧廉所创立的温州话拼音系统很容易学习,甚至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可以轻易掌握。她讲了一个颇为形象的故事:在苏慧廉的罗马拼音入门书和赞美诗集写好的十年后,他的同工海和德从英国来到温州传教。在学会听、讲温州方言之前,他就先学习用苏氏编的赞美诗集唱诗。当他将一首诗歌唱完之后,旁边的中国人大为诧异问:“这是怎么回事?海先生还不会说中文就已经会唱了?”[17]

苏氏开始着手翻译圣经的具体时间,在他本人和夫人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不过从苏氏翻译方言圣经的底本来看,是在1889年后启动的。苏氏以《杨格非官话译本》[18]为底本,将圣经从官话语言用拉丁文拼写为温州方言。《杨格非官话译本》于1889年完成,在汉口出版。此译本是应大英圣书公会及苏格兰圣经公会的联合请求,目的是出一本“能以成为中国说国语之处的公认的译本”[19],而它的面世成为“第一部被全国广泛采用的白话文圣经译本”。[20]据苏慧廉所说,此译本对1890年传教士大会后着手的官话圣经翻译有很大的影响。[21]苏慧廉因为此译本影响大,就以此为蓝本,首先将《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翻译出来,并在1893年告假回英国期间交付大英圣书公会印行。在取得重大成功之后,苏氏又继续翻译新约其他卷目[22],并于1903年完成。大英海外圣经公会接受了这个译本,出资于1904年出版[23]。苏慧廉说:“在把圣经翻译成温州话的繁忙劳作时期,充满了启迪、富足和灵感,我生命中没有哪个阶段能与之相比;有一点我深信:不管别人能从中受益多少,译者自己是最主要的受益者。”[24]


[1] 贾立言(A.J.Garnier)牧师将新教圣经译本分为四个部分:文理译本(High Wen Li Version)、浅文理译本(Easy Wen Li Version,Sample Wenli Version)、官话译本(Mandarin Version)和方言译本(Colloquial Version)。参氏著,<中文圣经译本小史>,《新约圣经流传史略》,(香港:拾珍出版社,1999年7月),页87-146。

[2] 偕我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857)为英国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之一派,于1857年建立。1907年偕我会与同宗的圣道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美道会(Bible Christians)合并称为“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 U.K.)。1932年,英国圣道公会又与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循原会(Primitive Methodist Church)联合,称为“英国循道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 U.K.)。

偕我会于1878年派李华庆牧师(R. Inkermann Exley另译李应克)来温州建立教会,1881年李华庆牧师病逝,偕我会派苏慧廉牧师接替工作。文国伟著,《循道卫理入神州》,(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1995年初版),页10-12,14-15,59-60。

[3]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页463。

[4]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页87-88。

[5] 艺文中学新校舍于1903年竣工,竣工典礼中温州著名文学大师孙诒让和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到场演讲祝贺。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页92-93。

[6]苏慧廉是继理雅各后牛津大学的第二位汉学教授。

[7] W.E.Soothill,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Fukuin Printing Company, Ld., Yokohama,1910.

[8]《李提摩太传》(Timothy Richard of China)中文版于1924年由广学会出版。

[9]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1.

[10]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4.

[11]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

[12]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

[13] 在温州话译本之前,已有方言译本为:上海话(1847),厦门话(1852),福州话(1852),宁波话(1852),客家话(1860),广州话(1862),金华话(1866),汕头话(1875),杭州话(1879),苏州话(1880),台州话(1880),邵武话(1891),海南话(1891),兴化话(1892)。参《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华续行委员会特委会编,1922年),页1037-1038。

[14]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200。

[15] 贾立言著,<中文圣经译本小史>,《新约圣经流传史略》,(香港:拾珍出版社,1999年7月),页137。

[16]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

[17] Lucy Soothill, A Passport to China,(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931),pp33. 书中“Mr. Sea”应该就是海和德牧师(James W.Heywood),当地中国人习惯称他为“海牧师”或“海先生”,苏路熙根据惯称直译为英文Mr. Sea。海和德于1891年来温州协助苏慧廉工作,并于1907-1927年任圣道公会温州教区教区长。有关海和德事迹可参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页462。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页6。

[18] 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又译“杨笃信”,英国新教伦敦会来华传教士,1855年来华,在上海及各地传教,后在湖北、湖南传教建堂,曾翻译《浅文理译本》于1885年出版,并独自完成官话圣经的翻译。参海恩波著,《道在中国——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蔡锦图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年9月),页95,104-105。

[19]贾立言著,<中文圣经译本小史>,《新约圣经流传史略》,(香港:拾珍出版社,1999年7月),页131。

[20] 赵维本著,《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12月),页25。

[21]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00.

[22] The New Testament, in Romanized form in the Wenchow speech (Shanghai: Brit.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04).

[23]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06.

[24] A Mission in China,206.

 

原文标题:圣经温州方言译本源流考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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